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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里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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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女商人资助一名落难青年,20年后再重逢,青年已是兵团司令

  在上海黄浦区茂名南路59号,有一座享誉中外的五星级花园式饭店,该饭店开业至今已经接待了100多个国家的近500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,这座饭店就是著名的锦江饭店。而一手创建了锦江饭店的女主人,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为人们所忘记。

  这座饭店的女主人就是董竹君,是一位有着传奇人生的女商人,同时在董竹君身上也发生过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故事。

  1929年,董竹君曾资助过一名落难青年,当两人20年后重逢时,董竹君却意外发现,当年自己资助的这名落难青年,竟已成为了解放军兵团的司令员。

  要想了解这个戏剧性的故事,我们要先从董竹君开始讲起。

  董竹君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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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逃出火坑的“清倌人”

  1900年的中国正值多灾多难之际,6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,让列强看到了清朝的不堪一击,开始疯狂地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,北方义和团运动也顺势而起,搅得国家民不聊生。

  就在这一年的2月,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,污水横流的洋泾浜(原为上海一条河沟,后被填平成为一条马路,今为延安东路)旁边的一处贫民窟里,诞生了一个女婴。

  洋泾浜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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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女婴的父亲董同庆是一名黄包车夫,没什么文化,因此只给女儿取了个“阿媛”的小名。

  为了避免阿媛像自己一样没文化,董同庆和妻子李氏即使家庭条件十分困难,还是在阿媛6岁那一年咬牙将她送到了私塾读书。

  1912年元旦,孙中山在南京宣布: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,一个月后袁世凯逼迫清帝溥仪退位,延续了200多年的清政府至此宣告终结。

 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阿媛一家的困境,就在这一年,董同庆不幸感染了伤寒病,病情最严重时差点丢了性命,阿媛的母亲挨家挨户的借钱才勉强凑够了钱保住了董同庆的命,然而命虽然保住了,董同庆却至此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。

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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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3年,董同庆夫妇为了还清债务,决定将13岁的女儿卖入“长三堂子”(旧上海顶级青楼)去学唱京戏。

  阿媛知道此事后抵死不从,李氏哭着说道:“难道你愿意眼看着家里这么苦吗?爸妈实在没办法,只有这条路了,而且只是让你去学京戏,卖唱不卖身,在里面待三年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  就这样,刚满13岁的阿媛,被“长三堂子”派来的轿子接走,成为了一名青楼里卖唱的“清倌人”。

  因为阿媛长得漂亮再加上读过几年书,较其他青楼女子显得出彩得多,因此每天都有人点名要她出场,有时她一天甚至要出场五六十次。

  阿媛十四岁那一年,“长三堂子”的老鸨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她做好“接客”的准备,阿媛不愿步青楼姐妹们的后尘又无力反抗,因此经常为此以泪洗面。

  夏之时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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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正在阿媛不知所措之际,一个叫做夏之时的人对她伸出来援助之手,表示愿意帮她赎身,脱离苦海。

  夏之时是一名革命党人,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,回武昌起义时,被选为四川省副都督,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后,夏之时和他的同党从四川逃离,潜入到了上海。

  虽然他家里有一个妻子,还有了一个儿子,但是他还是对14岁的阿媛“一见如故”,表示愿意出钱为阿媛赎身,不过有骨气的阿媛不愿意给别人当小老婆,所以一直没有同意夏之时的好意。

  后来夏之时的原配夫人因为患肺病病死了,袁世凯又开始在国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,甚至开出了3万大洋的高价悬赏夏之时的人头,夏之时决定逃亡日本,临走之前将此事告知了阿媛。

  袁世凯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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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媛经过深思熟虑后,决定相信爱情,在夏之时即将离开上海的晚上,将自己绸缎旗袍以及一些首饰留在房间里,当做赎身费用,然后趁“长三堂子”内的“龟公”不备,逃到了大门口叫了一辆黄包车后直奔日租界,和夏之时团聚后一起去了日本。

  才逃狼窝,又入虎穴

  阿媛和夏之时一起到了日本后,迅速组建了新的家庭。

  在日本,阿媛的一位老师帮她取了新名字:董篁,字竹君。

  董竹君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可以托付一生的人,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。

  1915年12月,袁世凯不顾天下人反对,悍然“称帝”,夏之时知道此事后欣喜若狂,赶紧联系同在日本的“革命同僚”准备回国继续闹革命。

  不过,封建思想浓厚的夏之时并不放心自己年轻的妻子,哪怕她已经为自己生下来一个女儿,夏之时仍然感到不放心,他将一支手枪交给董竹君,说道:“你把手枪放在枕边,如果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,就用它自杀吧。”

  不但如此,夏之时在临走之前还紧急发电报,将自己的弟弟招到日本,要他陪董竹君“读书”,并对自己弟弟下令,要求他将董竹君的一举一动向自己“详细汇报”。

  夏之时回国后不久就被任命为“四川靖国招讨军总司令”,一切安顿好后,于1917年发电报将董竹君和女儿叫回了国。

  董竹君和夏之时

  董竹君回到国内后发现,夏之时的封建思想变得更加浓厚,而且还感染了赌博的不良嗜好,有一次董竹君在帮夏之时剪脚指甲时,一不小心把夏之时剪疼了,夏之时二话不说一脚将董竹君踢翻在地。

  后来夏之时被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免除军职,便经常将董竹君当作自己的出气筒,一不顺心就大肆打骂。

  五四运动后,董竹君逐渐产生了经济独立的思想萌芽,于是她分别在1924年和1926年分别开办了一家女子织袜厂和一家黄包车公司。

  因为董竹君眼光独到,做生意时又讲诚信,她的公司很快就实现了盈利,《重庆日报》和《国民公报》两家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董竹君的事迹,和事事不顺的夏之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夏之时因此经常迁怒于董竹君,夫妻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。

  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后,夏之时决心去上海“碰运气”,遂孤身一人离开了四川。

  董竹君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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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9年,董竹君敏锐地感觉到,随着连年的战乱,四川的局势已经不适合经商了,于是将公司卖掉,带着孩子们去了上海找夏之时。

  餐馆里来了个年轻人

  夏之时对董竹君的行为非常不满,认为她不该把公司卖掉,一定要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回四川,董竹君在夏之时离开四川的这两年时间里,接触了进步思想,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也有了一定的了解,对于自己这个封建思想浓厚的丈夫也越发不满,两人之间爆发了结婚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。

  夏之时决定带着儿子回四川去,留下董竹君和五个女儿在上海自生自灭。

  董竹君很快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,四川的报纸还刊登了名为“夏之时家中难都督,将军街走出女娜拉(《玩偶之家》的女主人公,被视为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象征)”的文章,赞扬董竹君的行为。

  夏之时和董竹君一家合影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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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知名度毕竟不能当饭吃,夏之时在回四川之前,曾答应每年支付给4个女儿1600元生活费,然而他回到四川之后,却以董竹君被“赤化”了为由,拒绝支付女儿们的生活费。

  为了生存,董竹君卖掉了一批金银首饰,开了一家小饭馆,因为她父亲之前是拉黄包车夫的缘故,董竹君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矩,凡是来喝水的穷人、苏北老乡、黄包车夫一律不收钱,而且要给人家凳子休息。

  黄包车夫们对董竹君的行为十分感激,一有机会就会对坐车的乘客宣传她的这间小餐馆,就这样,随着黄包车夫们的大力宣传,董竹君的生意越发红火。

  民国时期的黄包车夫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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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这段时间里,董竹君认识了一名叫郑德音的共产党员,董竹君原先想请郑德音安排自己入党,结果因为上海党支部遭到打击的缘故,郑德音只来得及告诉董竹君“找李同志联系”就离开了。

  1929年夏末秋初之际,正在董竹君为“李同志”是谁而头疼时,一个穿着灰色中式长衫的年轻人来到了董竹君开的这间饭馆,年轻人到了饭馆后,对服务员说道:“我是李棠萼哥哥的朋友,找董老板有要事相商。”

  李棠萼是董竹君在四川的旧相识,董竹君在四川时,曾向她介绍过共产主义思想。

  董竹君当即想到,李棠萼或者他哥哥可能就是“李同志”,赶紧吩咐服务员将年轻人带到3楼21号房间,等董竹君将服务员打发后,年轻人见没有旁人,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件,请她看一看。

  董竹君打开信后,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老熟人李棠萼的笔迹,并最终确认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真实身份。

  李棠萼在信中请她对年轻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年轻人见董竹君看完信后,不好意思地提及自己有事要去湖南,但是钱包丢了,李棠萼要自己向董竹君求援的事情。

  董竹君听年轻人说完后,请年轻人在房间里稍坐,急急忙忙地跑回了办公室取出了一笔现款,送给了那位年轻人。

  董竹君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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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年轻人接过钱后看了董竹君很久,董竹君问他:“还有什么事吗?”

  年轻人摇了摇头说道:“没有了。”

  董竹君见状说道:“那祝你顺利!”

  年轻人点了点头,转身离开了。

  董竹君为了避免出事,所以没有走出房间送他,而是站在窗口眺望,直到看见年轻人消失在大街上才离开。

  闻名上海的“锦江”女老板

  虽然餐馆生意干得不错,但是董竹君心里一直有个“重操旧业”的梦。

  1930年,董竹君用餐馆赚的钱开办了群益纱管厂,一口气招收了100多名工人,规模远远超过她在四川开办的“富祥织袜厂”。

  可惜的是,正在群益纱管厂蒸蒸日上之际,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,让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。

  1932年,日本悍然发动“一二八”事变,对上海发起猛烈进攻,群益纱管厂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

  “一二八”事变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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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董竹君耗费了大量资金重建了工厂,原想继续努力重现辉煌,但是因为她经常参加进步活动的缘故,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,被抓进了牢房里。

  当她被朋友们保释出来时,群益纱管厂因为资金短缺和经营环境恶化被迫关闭了,更加不幸的是,她的母亲也在不久后去世了。

  正在董竹君走投无路之际,1935年3月15日,一位叫做李嵩高的朋友慷慨解囊,借给她两千元钱,董竹君反思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,最终还是决定从事餐饮行业,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华路臬路(今为宁海西路)包下了1幢小楼,取名为“锦江小餐”。

  因为有过一次开餐馆的经历,所以她的这间餐馆很快火爆异常,受到当地人民的追捧,当董竹君的传奇经历传开后,更是吸引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,比如黄金荣,杜月笙等人光顾,“锦江小餐”规模也越来越大,并改名为“锦江川菜馆”,董竹君就此成了一位闻名上海的女老板。

  旧社会报纸关于“锦江小餐”的报道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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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,董竹君的饭馆因为在租界内,没有遭到日本人的破坏,不过日本人因为董竹君是上海名人,所以想拉拢她为自己服务,结果遭到了董竹君的断然拒绝,恼羞成怒之下,日本人决定对她执行暗杀。

  无奈之下,董淑君只得带着女儿们前往菲律宾避难,直到1945年才回到上海,并和组织取得了联系。

  董竹君回到上海后重新接手了锦江川菜馆,并投入了地下革命工作中,先后投资创办了永业印刷厂,美文印刷厂等组织,秘密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。

  年轻人竟已是司令员

 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,原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长。

  在抗日战争时期,董竹君曾通过秘密渠道向新四军援助过大量抗战物资,而杨帆就是负责和董竹君联系的人,因此两人可以说是多年老友。

  杨帆到达上海后不久,马上派人联系上了董竹君,表示要和她见面。

  董竹君母女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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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杨帆的邀请,董竹君赶往上海华龙路杨帆新租的一间公寓内参加宴会,等她到了公寓后意外发现在公寓内除了杨帆外,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,以及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。

  宋时轮见董竹君到来后非常热情,见她进来后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,仿佛相别多年的老友一样。

  然而在座的人中董竹君只认识杨帆和潘汉年,唯独宋时轮在她的印象中两人从未见过面,众人寒暄了一会儿后就正式就餐。

  席间,宋时轮拿起酒杯走到董竹君身边,对她说道:“董先生(对学识渊博或备受尊敬的人的敬称,不分男女)您还记得吗?20年前在上海,您对我提供过很大的帮助啊。”

  宋时轮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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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来,1929年去董竹君小饭馆求援的年轻人,正是此时大名鼎鼎的司令员宋时轮。

  宋时轮于1907年出生于湖南,在1927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入党三个月后,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四一五”惨案,在这期间,国民党当局以宋时轮有“共党嫌疑”为由,将他逮捕入狱。

  1929年宋时轮出狱后不久,决定去上海寻找党组织,并接到了前往湖南组建游击队的命令。

  结果正在他打算离开上海时,钱包却被人偷走了,正在走投无路之际,他碰到了自己在监狱里的“狱友”李棠萼,因为李棠萼也没有多少钱,同时又有急事要离开上海,于是以自己哥哥的名义给宋时轮写了一封介绍信,让他去找董竹君求援。

  宋时轮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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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得到董竹君的资助后,宋时轮离开上海前往湖南浏阳、醴陵等地区组建游击队,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人生。

  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爆发后,身为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指挥部队率先攻入市区,并被任命为沪松警备区司令员。

  阔别20年回到上海后,宋时轮不禁百感交集,想到20年前,如果不是董竹君的资助,可能就没有自己的今天。

  宋时轮有心请董竹君吃饭,报答当年的恩情,但是他顾虑到已经过了20年,董竹君可能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。

  因此,当宋时轮得知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是董竹君的旧相识后,就请他安排了这次聚会。

  董竹君没有想到,哪怕已经过了20年,宋时轮仍然记得这件“小事”,而且自己当年资助的年轻人,如今竟然已经成为了一名军团司令员,不由得感到十分的惊讶。

  这次见面后不久,宋时轮又亲自前往锦江川菜馆看望董竹君,并送给了一份特殊的礼物:一把日本军官指挥刀,作为迟到了20多年的谢礼。

  董竹君晚年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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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锦江“女豪杰”

  1951年3月,潘汉年和杨帆委托办事人员找到董竹君,表示上海市政府想在上海设立一座招待高级干部和外宾的食宿场所,考虑到董竹君和她的“锦江”名声享誉海内外,所以上海市政府希望“锦江”接下这一任务。

  董竹君当即表示愿意为党和政府多做贡献,就这样,经过上海市政府和董竹君商议后决定:政府出资3亿元旧币(3万元人民币)盘下“锦江”‘旗下所有设备和人员,全部迁移至长乐路189号的华懋公寓,并更名为锦江饭店,董竹君出任锦江饭店董事长。

  当时董竹君旗下的“锦江”估值为15万美金,董竹君将之交付给国家的举动无疑是极其深明大义的行为,因此,她也被人称为“女豪杰”。

  而锦江饭店也成为我国建国后第一座国宾馆,先后接待了近500多位外国元首和外国政要。

  锦江饭店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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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董竹君之后的人生中,一直保持着和宋时轮之间的联系,即便宋时轮调回北京后,也是如此。

  每当董竹君前往北京办事时,宋时轮总会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。

  1991年宋时轮逝世后,董竹君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悼诗,以纪念两人之间的革命情谊:

  六十年前沪识荆,微薄奉赠奔前程。

  戎马一生功卓绝,将勇风范启后生。

  20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国而言,虽然是饱受苦难的年代,但也是各种新思潮流行的年代。

  五四运动之后,那些敢于挣脱封建枷锁和旧社会家庭决裂的女子,往往被称为娜拉。

  而董竹君就是这些娜拉们的代表,从失足青楼的“清倌人”,到闻名中外的锦江“女豪杰”,董竹君的人生,可以说是一段贯穿20世纪的传奇。

  而她和宋时轮之间的交往经历,也常让人感叹万千,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奇女子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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